让每个镜头,都记录精彩老年题材电影多聚焦家庭叙事，黄昏恋、疾病死亡、家庭关系、空巢问题、代际关系等共同构成了老年题材电影的故事焦点。孟子言“养老尊贤”，中国古代以孝悌伦理来规划社会，暮年安定成为全社会对于老年人的刻板印象。老年人的情感问题却长久地被人们所忽视。同其他老年题材电影相比，《我爱你！》这部电影的突出特点在于：第一，以“摩登”的手法，描绘老年人的黄昏恋；第二，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，关注世风世俗，警醒孝道；第三，走出家庭范畴，关注老年人的社群交往。
《我爱你！》中，老年人的黄昏恋堪比年轻人的初恋，倪大红扮演的常为戒和惠英红扮演的李慧如很潮很“摩登”，他们步入黄昏之年，重燃青春之火。他们开摩的、耍水枪，戴着玉镯收废品；他们看烟花、玩密室，笑声洒遍游乐场。俩人快乐地捡废品、浪漫地生活，不丧失爱的能力，看上去比年轻人更年轻。常为戒的麒麟鞭，是警世和醒世的象征。电影开头更像一个假想的网络热点“大爷甩鞭怒怼垃圾占领公园”，鞭声引发的围观非常符合标题党的逻辑。但是，随着剧情的深入，常为戒才知自己公园甩鞭“壮举”对他人生活造成了莫大影响。这一鞭，鞭走了拾破烂者的生存空间。他们被迫转移阵地，在更狭窄的楼宇里堆废品。常为戒第二次放鞭，是在山哥儿子的孝宴上。“麒麟鞭，保安良，惩恶扬善远名扬！头三鞭，打的是恩将仇报白眼狼，利字当头丧天良！后三鞭，打的是没心没肝不孝子，长大成人忘爹娘！”这一鞭，抽醒了孝道，鞭醒了良心。
老年人的社交关系也是本片关注焦点。人与人之情感联结，乃由血缘、地缘等交织而成。一方面，“熟人社会”是乡土血缘关系的拓展，却在现代社会中却备受冲击。片中，围绕山哥家庭关系展开的故事段落反映了这一问题。梁家辉扮演的山哥，其儿女忙于工作，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冷漠，饭席之间电话不断。山哥给女儿送钱接济她的生活、给孙子的泥塑被嫌弃地喷上消毒剂。山哥顾及儿女颜面，甚至连喝药自杀都要伪装成“煤气中毒”。所谓“阖家欢乐”，不过是表象，靠老一辈人装聋作哑、忍让讨好来维持。电影在这些地方的表现清醒，令观众难过、反思甚或自责。另一方面，“陌生人社会”并不代表人情冷漠，相反，常有意想不到的温暖隐含其中。山哥委托常为戒终办后事，代表了陌生人之间的信任。《我爱你！》讲述屋檐下的故事，电影以广州为背景，但空间选择刻意规避了摩天大楼，选择在广州越秀古城取景。岭南的庭院、墙角构成了怀旧风景。几位老年人的集体聚餐，不在楼房里，而在庭院中。通过旧的空间，导演将都市陌生人社会变成了熟人社会的“屋檐下”；老年人通过类似于家庭情感的社区互动，重新寄予彼此信任、社会支持。
为何导演给本片取名为“我爱你”？导演借常为戒孙女常小晴之口，给出了回答：“没有一种负面情绪，不能用我爱你三个字治愈。”电影结尾，常为戒和李慧如在收废品的路上，开车路过一对新人的婚礼。新郎新娘正在交换戒指，彼此说“我愿意”。常为戒和李慧如也在默念，我愿意，我也愿意。我中意她。我也中意他。电影使用互文手法，见证了老年人的黄昏恋，两人不需要繁缛的仪式，不需要山盟海誓，互相厮守便是天长地久。
中国的老年题材电影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征。1990年以来，老年题材电影聚焦于以下命题：第一，关注老年人的家庭代际关系问题。李安在《饮食男女》中，身为厨师的朱师傅每天制作家宴，但三位女儿各怀心事。老朱心力疲惫，渐失味觉。老朱宣布和梁伯母的女儿锦荣结婚，宴会在众人的惊讶声和混乱中结束。电影以家庭成员的视角，审视父辈的情感问题，却不自觉蒙上一层诘问的滤镜。《我们俩》和《孙子从美国来》同样通过代际关系，思考老年人遭遇的家庭或文化困境。《过昭关》从祖孙三代之间的代际关系入手，思考生命与死亡。第二，弘扬孝道伦理。中国最早讲述孝道的电影是《孤儿救祖记》。该片讲述了富翁杨寿昌晚年丧子，孙子余璞凭借高尚人格使一家人重新团聚的故事。《洗澡》等影片从父子关系入手，思考家庭孝道问题。第三，关注老年人疾病与死亡、临终关怀问题。如改编自苏童同名小说的电影《告诉他们，我乘白鹤去了》思考了土葬与生命的意义；《妈妈》则将镜头聚焦阿尔茨海默病的残酷，但疾病未能打倒积极乐观的老年母女。
在上述主题框架下探索老年人个体精神世界的电影并不多见。《飞越老人院》是为数不多的一部，该片以公路片的形式讲述一群老人“返老还童”，脱离老人院的羁绊，重寻生命中的快乐时光。《我爱你！》则是另一部聚焦老年人心灵世界的电影。韩延用全球文化经验，用粤语和普通话“链接”出全新的中国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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